近日召开的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提出，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信用监管、重点监管等结合，推行“互联网+监管”。

作为最早一批签署联合奖惩合作备忘录和为数不多的既有激励又有惩戒的单位，海关总署在推行信用监管方面有哪些创新做法？新型海关信用监管模式进展和成效如何？信用如何在优化海关监管资源配置中发挥引领作用？记者近日采访了海关总署企管司司长胡东升。

记者：什么是信用监管？与传统监管方式相比，信用监管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海关总署企管司司长胡东升：从海关开展信用管理的实践看，信用监管是指以信用为基础的海关新型监管模式，是将企业信用管理嵌入海关监管全过程，使信用在海关监管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构建大数据平台，归集信用记录，建立完善的信用管理制度和标准，实现对企业信用状况的分级分类，并据此实施差别化管理，对诚信守法企业实施通关便利措施，对违法失信企业实施严密监管。建立以进出口企业为单元，以信用管理为基础的监管模式，实现海关监管工作由“以货物为单元”管理向“以企为本，由企及物”管理的历史性变革。

新型的海关信用监管模式优势在于：一是提高了监管效能，更有效地分配海关监管资源，解决不断增长的海关监管业务量和监管资源紧张的矛盾，把有限监管资源向失信企业和高风险企业倾斜，改变传统的平均用力的监管模式。二是降低了执法风险，建立完善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和认证标准，明确不同信用等级企业的监管措施，为差别化管理提供制度保障，从制度上解决管和不管、管多管少的问题。三是实现精准监管，解决了海关监管中管精、管准的问题，通过数据归集、精准画像，使监管瞄准失信风险，实现有的放矢。四是具备积极的导向作用，信用监管作为深化海关放管服的基础，给予诚信企业充分便利，提高企业获得感，提升企业守法守信意识，形成企业守法、海关便利的良性循环。五是实现协同监管，改变传统的海关内部各部门各行其是、各自为战的局面，以企业信用为基础，统一措施、统一监管，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实现整体发力。同时，通过跨部门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将海关信用成果扩大到全国领域，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监管。

记者：为何要开展信用监管？推行信用监管将会产生哪些效果？

海关总署企管司司长胡东升：信用监管是基础，是健全市场体系的关键，可以有效提升监管效能、维护公平竞争、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海关推行信用管理的突出效能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会推进进出口信用体系建设，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从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推动外贸优化升级，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二是能够优化海关监管资源配置，提高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解决监管业务量持续增长和监管资源不足的矛盾，提升海关把关服务能力。

三是可以发挥导向作用，提升企业守法守信意识，通过运用信用激励和约束手段，引导更多的企业自觉诚信守法，形成企业守法、海关便利的良性循环。

四是有利于海关内部各部门的统一措施、统一监管，实现海关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监管，提升管理效能。

记者：信用监管应该如何推行？目前具备哪些基础？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海关总署企管司司长胡东升：一是要转变监管理念，解决认识问题。我们要将传统的监管理念转变到信用监管理念上，将信用嵌入新海关全业务流程管理中，使信用在海关监管中发挥引领作用。同时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大力开展信用培育工作，营造认知认同信用监管理念的氛围，将信用管理理念植入人心。

二是要建立信用记录，实现信用信息共享共用。推动建立完整、真实和多维的海关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促进海关各部门实现企业和个人信用数据的开放共享、打破部门垄断和信息“孤岛”，解决信用信息不对称和信用数据不足的问题。

三是建立企业信用分级管理制度，实施差别化管理措施。通过按照企业信用状况分级分类，并据此实施差别化管理，实现“诚信守法便利，失信违法惩戒”。建立内部督导考核机制并严格落实，持续推动信用差别化管理措施高效落地。持续完善增加新的差别化管理措施，加大诚信守法企业优惠力度，增强诚信守法企业的获得感。

四是加强“联合激励、联合惩戒”力度。我国已经建立了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基本实现了信用信息共享共用。通过主动融入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实施对诚信主体的联合激励与对失信主体的联合惩戒，主动引导企业诚信、守法、安全。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实施信用监管的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共享归集信用信息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三是建立覆盖海关内部的差别化措施清单有待进一步提高；四是信用差别化管理措施有待进一步落地。

记者：对推行信用监管有哪些意见建议？

海关总署企管司司长胡东升：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尚需进一步完善；信用数据的规范化、格式标准化、及时性和准确性尚待提升；联合激励和惩戒机制尚不健全，宽严不一，守信激励不足，失信成本偏低。

一是加快国家层面信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加快国家层面信用管理立法，建立协同高效的信用管理联动机制。

二是加快完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尽快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信用大数据池，完善信用数据的规范化、格式标准化、及时性和准确性。加强推动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的开放共享共用，拆除信用信息的部门“藩篱”。

三是大力推动联合奖惩措施落地。对已签署发布的联合奖惩合作备忘录进行梳理，建立联合奖惩措施清单，推动各部门切实把各项联合奖惩措施落到实处。建立信用联合奖惩的跟踪、监测和评估机制。建立相应的督查和考核制度，对信用奖惩措施落实不力的部门和单位进行通报和督促整改。

记者：贵单位在推行信用监管方面的特色和亮点有哪些？下一步有哪些打算？

海关总署企管司司长胡东升：近年来海关不断强化大局意识，深度融入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支持企业“走出去”等国家战略部署，在推行海关信用监管方面充分结合外贸领域新情况、新特点，率先实践、带头落实、稳扎稳打、务求实效，为加强进出口监管、优化进出口信用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要特色和亮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优化顶层设计，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海关信用监管制度体系。海关在信用监管制度设计上起步较早，自1999年开始至今已有20年。海关信用监管制度经过几次大修订，目前已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1+N”分行业建立的《海关认证企业标准》以及一系列配套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完整的制度体系，建立了科学公正的信用信息采集与公示、信用评价、信用动态调整、差别化管理等涵盖海关业务全链条的信用监管制度。

二是充分应用大数据，实现了企业信用实时评估和精准画像。搭建了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管理平台，建立了以企业为单元的进出口领域信用信息档案，多维度提取企业特征，通过整合海关大数据云上的数十亿企业进出口数据和外部企业数据资源，搭建了包括企业属性、经营行为、业务规范、守法情况、外部信用等5个维度103个指标的分级信用管理指标体系，对企业信用状况进行实时评估，开展企业“精准画像”。

三是突出差别化管理，以信用为基础的海关监管新模式初步形成。海关对不同信用等级企业实施不同的通关措施，并在通关系统中设置不同的风险参数，对企业实施分级分类管理，让守信企业尽享便利，使失信企业“处处受限”。以货物查验为例，2018年海关对高级认证企业进出口货物查验率约为0.52%，比一般信用企业低80%以上，大幅减少了企业物流和通关成本，而对失信企业则实施近100%的高比例查验。此外，海关对高级认证企业还有简化单证审核、优先通关、配备企业协调员等多项便利措施，而对失信企业，则会时时处处严密监管。

四是积极参与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跨部门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成效明显。海关是最早一批签署联合奖惩合作备忘录的中央单位，也是为数不多的既有激励又有惩戒的单位。早在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40个部门签署了《关于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联合激励的合作备忘录》，各部门共给予高级认证企业49项守信激励措施；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33个部门又签署了《关于对海关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对失信企业实施39项失信惩戒措施。截至目前，海关总署已经参与了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38个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与实施，基本覆盖了各个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同时积极落实联合奖惩措施，每天向国家信用信息平台推送企业信息8000余条，累计已推送约1000万条，用于外部门开展联合奖惩；已对来自税务、财政、环保等部门的19180家失信企业实施了联合惩戒，下调了188家企业的信用等级，并限制上述企业成为海关认证企业，通过海关系统进行了风险布控，加大查验力度。

五是加强国际海关AEO互认，中外海关信用监管合作有力推进。将海关的信用管理制度与国际AEO规则有效对接，拓展了信用结果应用的范围，使得高信用企业享受更多的国际化便利措施，助推高信用进出口企业实现“关通天下”，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截至目前，中国海关已经与欧盟、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瑞士、新西兰、以色列、澳大利亚、日本、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乌拉圭等13个经济体的40个国家（地区）实现AEO互认，对上述国家或地区的进出口值占到我国进出口总值的约45%；AEO互认后，中国AEO企业在境外查验率平均降低50%以上，通关时间平均缩短30%以上，有力提升了我国进出口信用体系建设的国际影响力。

下一步打算：

一是围绕国家总体战略布局，全力打造AEO国际海关互认合作升级版。以“一带一路”国家为重点，全方位深化国际大通关机制化合作，不断扩大AEO企业互认便利措施和实施成效，积极输出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努力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力争在2020年底前实现与所有已建立AEO制度且有合作意愿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关AEO互认，为促进外贸稳定增长、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发力。

二是坚持全过程信用监管，实现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体制在海关监管领域的全覆盖。建立公开、统一、透明的覆盖海关所有监管事项的差别化管理措施清单，对不同信用等级企业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进差别化措施的有效落实，对失信违法者依法严惩、对诚信守法者无事不扰，给诚信主体更多的制度红利和给惠措施，对失信者加大惩戒和监管力度。

三是继续应用大数据科技手段，实现精准监管和智能监管。建立共识性、多指标、立体式的企业画像数据库，继续优化企业评估模型，通过大数据对关联企业进行比对分析，主动发现和识别“影子企业”，实现风险防范和精准打击；推动将画像结果作用于通关一体化作业系统和企业动态监控，建立差别化的通关模式，对高信用、低风险企业快速通关，对失信企业和高风险企业实施严密监管。

四是深入推进跨部门联合奖惩，建立富有海关特色的协同监管机制。继续推进进出口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制订海关进出口领域联合奖惩对象认定、退出、修复的标准和程序，完善发起、响应、反馈等联动机制。

记者：可否介绍一下贵单位在推行信用监管方面的典型案例及产生的良好效果？

海关总署企管司司长胡东升：

守信激励案例：

天津物产集团及所属浩瑞公司、能源资源公司、物产国际公司、金属事业部、国际物流公司等6家企业先后获得海关AEO高级认证企业资质，成为了企业的金字招牌。自获得高级认证资质以来，该集团充分享受了更加便利的通关措施，所代理的进出口货物查验率由原来的5.5%降低到了0.48%，通关成本节约了8%左右，通关时效也加快了28%；同时天津海关为其专门设立了协调员，推行了“一对一”式服务，提供法规政策咨询服务，快速协调解决企业海关通关疑难问题，进一步提高了集团及所属公司的通关效率，节约了大量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有力提升了集团的竞争力、影响力，推动了集团的国际化发展。

失信惩戒案例：

深圳先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先进科技（惠州）有限公司是一家规模较大的半导体和LED集成和封装设备制造商企业ASM集团投资兴办的两家外商独资企业。两家企业原均为海关认证企业，因行政处罚被下调为失信企业。海关采取了提高查验率、加工贸易提供100%担保、单证重点审核、取消协调员企业资格等严格管理措施，同时将信用信息推送给相关政府部门实施联合惩戒措施。

企业反映海关信用等级下调对其生产和经营造成了较大的影响，通关成本、时间大幅度提高，在政府部门办理相关业务时处处受限。具体体现在：一是通关费用大幅增加。两家企业共增加通关费用高达1200万元，误工、延迟交货的间接损失超过2000万元；其中因加工贸易100%担保措施，合计提供银行保函2.16亿元，保函费用达220万元。二是通关时间大幅增加。企业原查验率约为0.08%，平均通关时间约为1.02个小时，而降为失信企业后查验率为87.54%，平均通关时间高达80.43小时。因单证重点审核，办理加工贸易电子帐册备案审批时间由每批1个工作日延长为5个工作日。三是联合惩戒，处处受限。深圳市口岸局对其不予免除口岸查验费；被金融机构列入“人民币跨境监管重点监管名单”，收付汇的审核时间延长至3个工作日以上，对正常外汇结算产生严重影响；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不予批准保函授信额度；深圳市地方政府不予批准申请2017年度“先进技术企业技术改造”补贴，减少补贴350万元。

下调为失信企业后，企业充分认识到海关信用等级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的重要性，积极采取措施规范整改，加强了内控管理，确保进出口行为符合海关规定。目前该企业已恢复为一般信用企业，企业也表示将择机提交高级认证企业的申请，海关也将积极帮助企业，实施信用培育，尽快恢复高级认证资质，以便享受各项通关便利措施。